■ 核心观点
●我国的“开发”是在技术研发到市场化链条的末端，“开发多”并不意味着完成了知识的转换。
●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并不完善。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把投入研发、提升创新能力当作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中国已经到了市场环境、制度框架要有一个整体提升的关键时刻。如果现在不做改变，未来中国创新能力要想获得整体提升就会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目前的高校体系就像一台抽水机，把全国优秀的学生抽到中心城市。导致很多大城市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小城市的人才需求又得不到满足。
●很多跨国企业技术领先，竞争力强，往往滥用其技术优势阻碍该行业的创新进程，形成行业垄断。对这种行为就应该进行制裁。
最新发布的《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以巨额的资源投入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创新绩效上并未获得相应比例的增长。作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效率无疑是国家创新体系追求的目标。我们该如何看待现阶段我国创新绩效问题，有哪些因素造成我国创新体系失效，又该从哪里入手提升我国创新体系的效率？日前，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薛澜指出，提升我国创新体系效率关键在于完善制度框架条件，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创新绩效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科技日报：日前发布的《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显示，无论在研发的资金支持还是人力资源上，中国都已成为一个科技“大国”。然而，中国科技研发的产出却仍低于同水平投入的oecd国家。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创新绩效没有伴随创新投入获得相应增长？
薛澜：首先必须明确一点，要想理清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并据此评价创新绩效，是非常复杂的。
从投入来说，在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中，投入主体和执行主体并不完全保持一致，换句话说，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不一定完全是由企业来执行的。在我国，政府研发投入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但也有投向企业的。对高校而言，研发资金既有来自于政府的，也有来自于企业的。
另一方面，客观衡量研发活动产出本身也是一个难题。目前，评价体系多数采用科学论文和专利来衡量研发活动的产出。在评价中，论文数据往往只包含被sci收录的文章，很多以中文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并不包含其中，因此难以反映出中国论文产出的全貌。我国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国外专利并不包括后两种。因此，要把我国和同水平研发国家在论文和专利产出方面进行比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这两项指标远不能反映研发活动产出的真实状况。投入研发活动，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些创新能力不见得是以专利的形式体现，它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同时它又能很快地反映在产品设计上，这些都很难度量。
科技日报：也就是说，对于创新绩效的深层次问题，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方法来刻画？
薛澜：应当说，就绩效而言，很难找到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单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一些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发表论文数量有大幅攀升，但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及论文引证率的指标相应来比还比较低；中国大部分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与国外同行相比也较少。这使得在这些指标方面，我国总体呈现出科技研发产出仍低于同水平投入的oecd国家的状况。
科技日报：近些年来，社会公众对创新效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到底是多少，应该怎样理解？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事实上反映出公众心中的一种困惑：我国巨额研发投入值不值？对此，您怎么看？
薛澜：中国研发投入逐年增加，去年已达到七千多亿元。老百姓自然会问：这些投入有什么产出？这样做值不值？
我国约有3/4的研发投入来自于企业。假设企业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在投入之初评估研发投入可能带来的效益及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的研发产出无论是专利还是创新能力的提高，它都是合理的，是值得的。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中型企业约占到我国企业总数的3/4，其中国企占了相当大比例。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国企研发投入并不完全都是从效率出发。
国家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基础研究（我国研发投入不到5%）、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战略性研究。由于这两方面属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投入。社会关注可能也更加集中在如何提高这部分投入的创新效率。
完善市场环境须堵死市场漏洞
科技日报：《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中提出，我国研发投入“开发多、研究少”。“开发多”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加强了从研究到商业化的中转环节，促进了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
薛澜：事实上，我国抓的恰恰不是中转环节。
在一些产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前沿技术问题。领先企业在前沿问题获得突破后需要将这些成果转化为行业技术和产品。目前，我国企业能真正站在行业前沿进行研发的还很少，更多的是适应客户需要而对产品进行的调整。这也需要系列的研发和技术改进，但其中的知识含量很有限。我国的“开发”实际上是在技术研发到市场化链条的末端，“开发多”并不意味着完成了知识的转换。
科技日报：纳米领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国纳米领域虽然表现出较优的创新绩效，但它集中于研究环节，并没有完成成果转化及商业化。
薛澜：对。近些年，对于纳米这一新兴领域，国家给予了重点支持。纳米领域的科技论文产出居世界前列。相比较而言，美国和日本虽然论文产出没有我国多，但他们在纳米领域所申请的专利却远多于我国。问题在哪里？
国外大型企业研发能力很强，会紧密跟踪同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相关领域基础研究获得的突破能够很大地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我国企业研发能力较弱，则无法对纳米的最新成果进行后续的开发。因此，我们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转化、商业化，严重脱节。
科技日报：哪些外部因素能够促进我国从原创性研究—成果转化—商业化整个链条更加流畅？
薛澜：说到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要在市场上盈利，就要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并不完善。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把投入研发、提升创新能力当作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模仿、山寨，减少前期研发投入，降低成本；可以借地方保护主义的伞，在当地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可以通过垄断，将其他有竞争力的企业排除在行业之外……
前些年，华为投入巨资进行研发。现在，长期的知识资本的积累让华为发展后劲十足。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能够如华为一般先知先觉，也不是所有企业能够自觉地把创新作为增强竞争力的动力所在。所以，在引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环境，堵死市场漏洞。只有这样，企业就只能下大力气用创新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科技日报：这个市场漏洞该怎么堵？
薛澜：我常说，要让企业回到竞争力的源泉—创新之路，就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堵市场漏洞需要用严格监管这根“大棒”。
这么多年，我国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推动企业创新。这些政策都是给企业“胡萝卜”，但是这些“胡萝卜”的吸引力无法抵挡市场漏洞带给企业的更大收益。现在，“大棒”就要跟上。要改善创新的制度框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创新、专业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公司管理结构完善等，并通过严格规范的监管体现对所有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大棒”政策能驱使企业从创新的正道来提升市场竞争力，关注于怎样做好研发，怎样开拓市场，怎样提升营销能力等。
创新体系存在“孤岛”效应
科技日报：《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参与者与子体系之间是一个拥有众多“创新岛屿”的群岛，但其内部的协调与整合并不完善，由此限制了“岛屿”之间的溢出。事实上，子系统之间、区域之间、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都表现出一种“分割”的特点。这种“分割”是怎样形成的？
薛澜：我国创新系统建立之初，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前苏联的，功能分得很清楚。科学院是做基础研究的，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企业是生产产品的。久而久之，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体制。与我国不同，法国有很多国家实验室是融在大学里的。美国有些研究机构是独立的，但还有很多研究机构就“托管”在大学里。如美国的推进器实验室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劳伦斯实验室就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他们有比较灵活的体系使得研究机构和高校比较好的结合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我国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都需要通过竞争性项目来获得国家经费的支持。科研院所之间以及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从功能到经费都存在竞争，怎样把他们很好的融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科技日报：对于企业而言，他们的“分割”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薛澜：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问题在于自己的研发能力和高校对接不起来。如果能够对接起来，企业把基础性研究或应用基础性研究委托给高校，甚至可以同高校合作。一旦有了成果，企业马上跟进，就能形成很好的互补协作关系。
现在的校企合作中，企业希望能够从学校马上拿到直接可用的技术。事实上，高校往往是从科学技术问题出发的，而不是从市场出发的，其研发成果与市场肯定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企业从高校拿到的成果不一定直接能用；即使看起来能用，用这个技术直接开发出的产品也未必就能成功。
科技日报：企业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促进产业的稳定发展，国外通常会建立一些研发平台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企业再做个性化的研发。我国在企业合作方面又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共性技术研发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战略联盟。例如：多年前，西门子、东芝和ibm合作开发动态芯片存储技术，这样对每个企业都可以节约成本。但这种合作需要企业重诚信，守规矩。但我国市场环境中不守诚信的成本太低了，所以同一行业竞争对手之间合作很罕见。还有一种就有点像产学研合作。如台湾的工研院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出一部分资金，资助工研院研究一些重要的产业共性技术，甚至产品开发。到了接近市场化的阶段，就可以从研究院跳出，成立公司“下海”，也可以把技术转让给企业。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
科技日报：也就是说，一些软环境的制约使得我国部分创新系统失效，如诚信问题、市场竞争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政策环境问题、融资问题等等。
薛澜：对。困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软的，无形的，要改善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中国已经到了市场环境、制度框架要有一个整体提升的关键时刻。如果现在不做这些改变，未来中国创新能力要想获得整体提升就会面临严峻挑战。需要指出的是，改善中国创新的框架条件不是科技部一家就能解决的。比如，融资问题涉及财政、银行等部门；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知识产权局，而且还关系到地方法院能否公平审理相关案件。
科技日报：当年小岗村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让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创新政策的试验田，高新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高地。他们的模式和制度环境为什么没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薛澜：要推广，首先要做深入分析。现在的高新区中，哪些良好的绩效是良好的政策环境所产生的，哪些则是由独特的区位条件所决定的，哪些是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如果一个地方有长期、持续的发展，其中必定有制度的因素。关键是我们要能够区分出来。
我国高校分布过度集中在大城市
科技日报：《oecd科学技术产业记分牌2011》中提到，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博士生所占比例低于oecd发达国家水平，但是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博士生占博士生总数的比例却超过55%，接近oecd国家的最高水平。oecd科技产业司司长andrew wyckoff认为，中国未来经济要实现持续增长，需要软科学，需要软创新。
《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中却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理工科学生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下降，这种人才匮乏的情况很令人担忧。
推动中国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薛澜：我认为，我国理工科学生比例有所下降不是坏事。2000年前后，我国理科加工科的学生约占我国高校本科招生或毕业生中的50%。近些年，这一比例约为42%。从这点上看，我国理科加工科学生比例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理科加工科学生所占比例是最高的，美国不到20%，当时比例较高的台湾和新加坡也只有30%多。
事实上，我国很多理科和工科的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所学技术领域的工作。我们社会上有一种错觉：认为学了理工科，干什么都行，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些人文社会领域的工作素养需要系统的训练和熏陶，理工科学生在短期内很难转得过去。另外，理工科领域的人才培养需要做实验等，成本更高。花费高成本培养的科技人才却不从事科技工作，这是一种浪费。
科技日报：您认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
薛澜：很多问题大家都谈到了，如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内容等等。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谈的还不多，就是中国高校资源的地理分布问题。
科技日报：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问题？
薛澜：是的。2001年前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社会上一种看法就是说要对西部的高等教育进行投入，解决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对此研究后发现：如果把人口作为权重的话，中国的人口重心和高校的资源重心位置非常接近，不存在东西部的不平衡。西部的高校比较少，但人口也比较稀少。所以平均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科技日报：这说明，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人均大学生数量是差不多的。
薛澜：对。但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问题在哪里呢？实际上在各省自治区的行政区内，高校分布极不均匀。按照经济地理的一个概念首位比（该行政区内首位城市占全部教育资源的比例）来分析，有很多行政区的首位比在0.6以上，有两个甚至达到1。首位度越高，意味着高校分布越集中。首位度为1，也就表明在这个行政区高校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城市。
科技日报：从历史上看，我国经济发展采用的是点轴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受生产力水平、资源条件所限，因此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区位最优的地方，追求效率。到了现阶段，要确保创新体系的发展后劲，就要甩开这种集约模式，达到资源的区域优化配置。
薛澜：是的。现在，重点院校、综合性大学高度集中于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弊病越来越突出。我国目前的高校体系就相当于一台抽水机，把全国优秀的学生都从农村，从中小城市抽到中心城市里来。在本科阶段，学生不仅接受到了普适性的知识，而且形成了与老师和同学的社会网络，积累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所以他们很多人毕业后不愿意离开上学所在的省会和中心城市。形成了我国很多大城市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中小城市的人才需求又得不到满足。
对于我国广大的中小城市而言，师范、医科、农科类院校相对分布还比较合理。但城市发展创新产业所需要的真正的技术人才，当地院校无法提供，综合性大学、重点院校的学生又不愿去，从而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相对而言，美国高校分布比较均匀。很多著名大学就在中小城市中。此外，州立大学或州立大学的分校等也分布在很多中小城市。这些学校设置的专业、开设的课程，很多都和当地社会经济结合比较好，使得学生毕业后能很快地在当地就业。这些地方的高校已经嵌入到当地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阿克伦大学，这所大学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的高分子专业非常棒，其原因就在于著名轮胎公司goodyear在当地。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交流推动了双方的发展。
创新政策要有针对性
科技日报：《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研发投资中，获取人力资源成为促进研发的重要动力。中国最早的创新型企业也通过并购及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的方法来接近国外的知识资源。国内外研发资源相互渗透，这给我国创新活动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薛澜：根据我们的研究，1999年世界跨国公司1000强在中国设立独立研发机构的不到40家。现在，大量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到中国来。有资料显示，上海企业研发投入中外资超过70%。2006年，我们调研时问他们为什么到中国来。他们说，中国有优质低价的人才；中国研发投入巨大，是一个知识高地；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且不说给中国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他们本身也带来了很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当然这一点很难衡量。比如，我国企业能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研发管理的理念和想法。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是行业的领导者，他们关注行业的前沿问题。高校在与他们交流时能够从他们的研究动向中获得启示。这些正向的溢出对于中国的创新体系建设非常重要。
科技日报：跨国公司是有技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薛澜：的确，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体，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到中国来一定要追求利润。所以，既不要把跨国公司天使化，也不要把它妖魔化。
科技日报：如果在没有跨国公司时，我国企业按照原来的节奏从事研发活动。一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企业便会倾向于拿来直接用国外成熟的技术，原来研发活动的节奏会被打乱。如果说跨国公司具有挤出效应，那么我国是否应该关注创新体系的适应能力建设？
薛澜：创新政策，我国要有针对性，关键是要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竞争。所以，一方面，要鼓励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地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使得中国企业在学习中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某些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很多跨国企业技术领先，有很强的竞争力，往往滥用其技术优势阻碍该行业的创新进程，形成行业垄断。对这样的行为，就应该进行相应的制裁。我们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要加强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其根本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记者 张晶）
《科技日报》（2011-12-18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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